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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新”的生根发芽提供沃土

来源: 《上海教育》杂志 记者徐星   2012-07-17 17:36:08

导语: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不能将定位集中在实验班、实验室的建立或少数天才、怪才的选拔、培育上,也不应局限在少数学校,而应指向每一个孩子,成为每一所学校人才培养的普遍意识。

理念之惑

一问:创新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

史蒂夫·乔布斯的逝世,使得当年比尔·盖茨的成功引发的一个争议重又浮出水面:他们这样被称为创新人才和创新领袖的人是教育培养出来的吗?天才难道不是天生的吗?

“一个人能否成为杰出人才,不仅取决于智商的高低,更要看他的人生追求、意志品质和创新能力等非智力因素。这些在基础教育阶段形成的人格要素,往往成为制约一个人最终发展高度的关键因素。”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的一句话,点出了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天津耀华中学校长任奕奕指出,我们可以通过课程设置给受教育者合理的知识结构,并对他们进行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的训练,但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格是训练不出来的。它们如同深埋的种子,只有在适恰的温度、湿度和光照条件下才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教育的任务就是提供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是一种培养。因此,创新人才的出现必然有赖于教育的培养,这种培养既包括教授知识、思维和技能的培养,也包括提供适宜环境及自由发展空间的隐性滋养。

对于像乔布斯这样非常出众的拔尖创新人才,他们不是光靠培养就可以存在,上海市奉贤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杨连明指出,还需要宽松的社会氛围和良好的创新机制的强大支撑。

但与大学及之后的培养相比,基础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该有怎样的功能定位?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董正璟认为,基础教育的奠基性决定了其不能着眼于人才的成型与输出,而应该注重“苗子”和潜质,着眼于启蒙和奠基。因此,创新人才,包括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不能将定位集中在实验班、实验室的建立或少数天才、怪才的选拔、培育上,也不应局限在少数学校,而应指向每一个孩子,成为每一所学校人才培养的普遍意识。

东北育才学校校长高琛同样认为,创新能力是每个正常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与内在潜能,教育是成全人的过程,应当努力创造适合的空间和条件,去满足、顺应、引导、发展每一名学生的创新潜能。

基础教育必须着眼于全体学生还有更现实的原因,那就是对于中小幼的校(园)长、教师而言,无论出于教育伦理还是诊断技术,都较难判断某位学生未来能否成为创新人才,甚至拔尖人才。如果此时就把重要资源向少数人倾斜,不仅可能“押错码”,而且可能和教育的基本价值相抵触。

但上海市崇明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宋林飞指出,不可否认的是,真正具有“大发明”“大创造”潜质的拔尖创新人才有异于常人的先天禀赋,比如超常的好奇心、敏感性、学习动力等,他们的成长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在着眼于全体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的同时,基础教育也必须尊重拔尖人才成长规律,研究如何尽早发现并让他们得到应有的个性化教育,最大程度地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

“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首次召集了来自全国几十所中学、小学甚至新幼儿园(园)长,共商创新人才培养大计。

“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共商创新人才培养大计

现实之困

二问:如何营造鼓励创新的教育生态?

“我每年都问我们考取清华、北大的孩子,你为什么要去清华、北大?很多学生回答我说,因为我分数到了。分数到了和志趣导向是完全不同的。这些孩子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不知道择业方向在哪,没有远大志向的高中生将来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人才、拔尖人才。”江苏省天一中学校长沈茂德的一番话让不少校长感慨万分。他进一步指出,这种“眼睛只盯着分数”的情况的出现与“一刀切、标准化、齐步走”的教育评价标准脱不开干系。而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看来,更不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是“只认总分成绩高”的选拔办法,“很多杰出人才是有特长而不全面,看总分确实操作起来简便,看上去也公平,但造成了有特长的人才的流失,实际不是真正的公平。如果按照现在的选拔方法,华罗庚和钱学森都进不了清华,因为他们一个学历不全,一个偏科偏得厉害。能够识别这样的人才并敢于录取他们,才是真正的公平。”

僵化的评价和选拔体制,造成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被钳制了。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吴颖民直言,“我们的学生在中小学就形成了追求标准答案、统一意见以获得最高分的思维方式,没有异想天开,不愿寻根究底。这种僵化的思维一旦形成,后面再努力开发训练都是事倍功半。因此基础教育阶段评价多元化的研究和推进工作迫在眉睫。”天津耀华中学校长任奕奕认为,要发现学生身上的创新潜质,需要学校成员,特别是校长和教师具有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和评价观,自觉地依据“多元智能理论”,多几把尺子来衡量学生。

谈到评价,不少校长提起高考。沈茂德认为,高考在中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否能够放开两条路?为一部分最优秀的学生和一部分最薄弱的学生都解除高考的枷锁,尊重他们各自的成长规律和需求,给予自由发展的空间。

“我国的科技发展非常快,研发投入呈指数增长,科研文章总数每五年翻一番,2007年就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了,科技人员总数已经是世界第一。但试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科技取得了哪些举世瞩目的成果?我们引以为傲的9位诺贝尔奖华人得主,相较于我们的人口总数不是太少了吗?”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抛出的问题发人深省。

他特别提到文化对创新的巨大影响。他举例说犹太人孩子上小学后,他们的母亲在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后都会问两个问题:一是你今天有没有问一个问题难倒了老师?二是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让老师感到惊喜?但中国父母最常问的是: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东方的教育理念以知识传授和传承为主旨,因此有不鼓励创新、挑战权威的因素。因此中国社会对听话的孩子情有独钟。然而,中国孩子普遍缺乏的个性、闯劲和质疑的精神恰恰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必备的。施一公强调,必须要改变我们的文化中不容忍少数人、不容忍个性的地方。

但文化岂是说变就能变?此外,教育体制问题久受诟病,但改革起来同样艰难无比。美国《福布斯》双周刊将“缺乏鼓励创新思维的教育体制”列为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式人物的首要症结。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教科所所长袁振国表示,如何建立一个创新人才能脱颖而出的体制和机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研究的问题。

大环境的改变不是一时半会的事。东北育才学校校长高琛指出,尽管这种改变将漫长而艰难,但在整个社会支撑创新人才培养的生态系统还没有完善之前,校长的作用很关键,要敢于在自己学校营造起鼓励创新、容忍个性的教育小生态。

“创新人才培养,基础教育阶段的重点应是创造土壤与气候,给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深圳中学校长王占宝表示。深圳中学在2009年底就以富有特色的“选课—走课制”、学生自主管理模式等,被誉为国家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深中模式”。“选择”是学校管理格局中最突出的特点。“给学生众多选择,是引导教育学生的良好契机——充满迷茫、困惑与两难的选择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成长过程,有其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王占宝说。

三问:创新型教师从何而来?

创新人才培养要通过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得以实现。可以断言,缺乏创造性的教师也难以培养出有创造性的学生。而从现实看,师资队伍问题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创新人才培养遭遇的最大瓶颈。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高江涛对此深有体会,他感到,教师仅对学生就某一领域进行传道授业,会不自觉地扑灭学生的创新火花,因此教师的知识更新和培训非常重要,但真正要做及时、做深入却非常困难。特别是对于人大附中“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实验班”的孩子来讲,本校教师资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为突破这个瓶颈,早培班在师资配置上实行了多导师制,邀请多位院士、教授或研究人员做学生的校外导师,同时带教本校教师共同制订教学方案、指导学生等。

除了专家资源,有校长提出美国伊利诺州理科高中从社会上聘请了150多位专业人才作为兼职教师,能否借鉴?宁波市北仑泰河中学校长李华斌提议,社会专业人士的专业技能和经验能否为教育所用,能否为其中一些有志于转业做教师的人士,建立起合适的进入通道?上海市崇明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宋林飞回应说,美国高中的经验对全国重点高中也许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大多数中小学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教师流出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囿于目前的人事制度,聘用一定数量的兼职教师也很难。

因此,创新教师还应主要靠教育系统自身的挖掘和培养。但与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相比,基础教育阶段师资队伍建设形势严峻。宋林飞指出,中小学教师的学科本体素养与跨学科知识综合应用素养、对学生先天创新潜质优势的因材施教能力、课程建设与决策能力、有利于学生思想自由、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发展的课堂教学驾驭能力等,都亟需培训和提升。

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意识到顶尖人才的重大价值,也很早便开始了天才教育的研究和行动。

西方国家很早就意识到顶尖人才的重大价值 也很早便开始了天才教育的研究和行动

“拔尖”之问

四问:如何发现拔尖创新人才?

对于基础教育而言,创新人才培养应该面向所有学校和全体学生,但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拔尖创新人才,或者称资优生、精英人才,是否需要特殊的关注和培养呢?这个问题一直是热议的教育话题,社会上普遍担忧精英教育使得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投向相对少数人的身上,可能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均衡性造成损害。

但我们必须看到,在日益激烈的国家竞争中,抢占人才的制高点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顶尖人才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都会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很早便开始了天才教育的研究和行动。进入新世纪后,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相比之下,中国已经落后。

此外,“精英教育造成不公平、不均衡”的观点实际上是一个误解。“我们要认识到超常人才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教育就应该有差异性,让每一个孩子,不管是薄弱的还是超常的,都得到他们需要的教育,才是真正的公平。”深圳中学校长王占宝指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基教二处处长李奕分析说:“公平的规则比公平的结果和过程更重要。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构建一个公平、合理的规则,而不是直接作用到公平的过程和结果上去。同时均衡的发展重在发展,没有发展的均衡是毫无意义的。”

可喜的是,教育界对于拔尖人才培养已逐渐达成共识。政策层面也有了突破。最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中八次提到了“拔尖人才”,上海的中长期教育规划更将超常学生和残障学生一起列为特殊教育群体,要求“探索适合超常学生的教学模式”。

但除了宏观指导,具体的措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出台。此外,尽管教育界已基本理清思路,但精英教育在中国的社会舆论压力仍不容忽视,而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尽力去澄清人们的误解。

培养人才的前提是要发现人才。拔尖人才往往因天赋异禀,在某些方面有超常之处。但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更不可能要求基础教育阶段的校长和教师,单靠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来发现人才。而在本次座谈会上,谈论该话题的人很少,凸显了我国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发现人才,靠伯乐不如靠机制。上海市长宁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主任兼书记夏峰强烈呼吁:“要加强基层科研力量的投入,编制或改变已成熟的评估量表,尽快形成一套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机制。”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才教育中心的朱利安?S?琼斯博士介绍的“天才学生搜寻模式”给中国教育界带来了一些启发。该中心是一个为智力超群的中小学生设立的精品教育计划,因为从这里走出了谢尔盖?布林(谷歌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脸谱网创始人)等引起国际关注。中心将不同年龄段的天才学生聚集在大学校园里进行为期三周的全寄宿培训,通过基于短小讲座、讨论、学生陈述、实地考察和大量辩论等形式的开放式教学,鼓励这些最聪明的孩子开发智力、创新思考。

中心的“天才学生搜寻模式”分为四步。首先,美国境内学校的教师、校长以及学生顾问给该中心天才搜寻机构提名他们最好的学生——那些在年级考试分数排名前5%的学生,以及那些达到本州及国家测试水准的学生。其次,学生父母访问中心天才搜寻网,为学生报名参加选拔考试。第三步是选拔考试。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测试均超出学生的年级知识水平,因为测试不检测学生知道什么,而侧重他们的认知能力,特别是基于数学及语言的推理能力。最后,向合格的学生寄发录取通知书,并向未被录取的学生推荐周末课程等其他选择。

五问:如何打造拔尖人才成长绿色通道?

施轶萌是人大附中今年的高三毕业生,目前已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5月份她还在被誉为青少年界“小诺贝尔奖”的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上,获得物理与天文学类一等奖。但这种顺利和成功的背后有着许多曲折。高中三年,施轶萌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搞实验,结果考试成绩稀里哗啦往下掉。2010年底,她在国内某所一流高校的面试上失利,同时她还面临着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的国内遴选答辩。她内心的纠结达到极点。最后,校长刘彭芝极力推荐为某重点大学保送生,才使她在高考上松了口气,全力准备比赛并取得佳绩。

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像施轶萌这么幸运的。不可否认,高考制度捆绑住了不少学校培养拔尖人才的手脚,更使得具有拔尖创新潜质的学生在某些领域进行的创新思考和研究被迫中断,造成他们的创新成长之路断裂。为减轻这种损害,大学少年班、大学自主招生等方式出现。江苏省苏州中学自2009年起和西安交通大学合作开办了少年班的预科班,采用高中、本科、硕士三段贯通式培养模式。

但没有进入预科班、早培班的学生中就没有拔尖人才了吗?没有开类似直通班的普通中小学里,具有拔尖创新潜质的学生怎么办?“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系统工程,单靠某一特定阶段是不成的,单靠某所中学有限的能力更是困难。”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吴颖民指出。系统工程必须要有总体设计,真正打通各教育阶段,打造贯穿各级各类教育的拔尖人才成长绿色通道,“如果大学能够大量地和若干中学挂起钩来,中学能大量地和若干小学挂起钩来,形成一个体系,系统地设计和培养,这件事情能做得更好更有效。”

其中,课程的系统设计最为重要。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杨素云提出,IP课程等美国挑战性课程是由美国的大学联盟组织为高中质优学生开发的,有相当的高度和系统性。反观我们,基本处于学校各自搞点校本课程的小作坊式,以目前中学的水平和师资力量来看,这些课程离成熟、系统、科学、有利于特殊学生发展的水准还很远。我们迫切需要国家层面开发专门瞄准基础教育阶段学有余力的学生的挑战性课程,并在与大学的对接上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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